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倘按此数额估算，估计中国去年全年已经办理的退税总额至少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从对外经贸角度看，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只能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快结束，从而致使人民币可能出现持续性的贬值而不是所谓的升值。
而我们却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仅仅为了一个扩大出口，每年就将数以千亿元人民币计的财政收入投入到所谓的出口退税补贴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无视中国出口商品实际价格上涨而试图用施压中国升值人民币的方式来调节美国方面的贸易收支的做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众所周知，这些年里中国进口原材料的轮番上涨与我们的退税额的逐年走高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迄今死扣难解。请读者自行参阅，这里不再赘述。面对如此困局，我们决不能再继续当鸵鸟，把头埋进沙堆回避了。
各种迹象都表明，现在的确是到了反思和改革这类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曾经在历史上起过一段时间好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后遗症的经贸政策和制度的时候了。到底如何拿捏呢？我说不准，还是见仁见智吧。经济专家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十几个省份也已宣告其本省GDP达到中等程度发达国家的水平。
某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就已揭示了此扭曲之所在。官员们追求政绩的过程通常也伴随着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的行为。当人人被卷入房地产狂热中时，有钱有房者固然沾沾自喜，无钱无房者则焦虑、惶恐。更糟糕的是，政府公司化、官员商人化的结果将是整个社会成员普遍地唯利是图。
所以，孟子在这场对话的结尾教诲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现代社会，官员能否行仁义，当存疑。对这种收入分配扭曲机制，古代圣贤已分析得十分透彻。
从长远来说，这果真是好事吗?上下交征利的第一个结果是财富的分配秩序失衡，第二个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精神秩序失衡。但一旦天天与利打交道，官员的私利心也就会被调动起来，私利就越多进入官员的考虑范围内。这个时候，官员确实很像经济学所描述的商人，地方政府也确实像极了公司。但是，政府终究是政府，官员终究是官员：官员们手里掌握着权力。
但政府逐利的制度安排，会鼓励、诱导人们把目光完全集中于物质利益，而忘记其他价值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某些制度安排甚至可能强迫民众把物质利益当成唯一人生目标。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失败感，而自己权利遭到侵害的经验也会让他们形成强烈的怨恨情绪。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2010年两会 中国经济制度 。然而，其他中等程度发达国家是否存在一大群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或不到2000元人民币?很显然，由于制度扭曲，经济总量与人均实际收入之间出现了逻辑的断裂。
其结果当然是，财富按照距离权力的远近在不同群体之间做不均平的分配。如此一来，整个政府将变成一个逐利机构，此即张五常们所说的公司化，政府官员变成追求物质性利益的商人。
人人见面都在谈论是否买房，有没有房子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志。这样的情绪、这样的精神状态，当然会侵蚀社会的基础性秩序。
这种不均首先表现为政府拿大头，民众拿小头;在民众内部，不同群体也按照其距离权力的远近而各有等差，这一制度长期以来都在抑制权利最为弱势的群体的收入增长。张五常教授惊喜地发现，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源于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身处竞争中的地方政府成了公司。比如，政府不断地进行大规模拆迁，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房价迅速上涨，所有民众都被卷入畸形的房地产市场中。但起码，政府、官员们不必天天把经济增长、GDP、税收等等挂在嘴边，民众至少不会被淹没在利字之中，而迷失人性。如果人人都把物质利益当成人生最高价值，那么所有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的状态满意。政府公司化的自然结果就是，权力大规模地进入经济活动过程中。
整个社会似乎到处闪耀着物质主义的金色光芒。一个社会要维持健全秩序，哪怕为维持正常秩序，就应当鼓励人们同时追求多个物质。
当然，政府逐利、公司化的短期效果通常很诱人：经济看起来相当繁荣，甚至可以异乎寻常地，政府收入大幅度增长，当然，官员和政府支持的社会群体的财富的收入也大幅度增长。但与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模式的评价相反，我要说，恰恰是这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要为目前的财富分配不均承担主要责任。
《孟子》开篇就讨论了治国者求利的恶果：孟子见梁惠王。人固然有物质的欲望，但也天然地倾向于其他价值，比如，喜爱荣誉，喜爱正义，或者是关爱他人。
今年两会代表委员议论的最大热点是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这样，权力就导致不同群体在经济过程中的权利不平等。应当承认，官员求利，部分地是为公家，也即官员通过经济增长表现，给上级展示良好的政绩从长远来说，这果真是好事吗?上下交征利的第一个结果是财富的分配秩序失衡，第二个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精神秩序失衡。
经济专家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十几个省份也已宣告其本省GDP达到中等程度发达国家的水平。整个社会似乎到处闪耀着物质主义的金色光芒。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2010年两会 中国经济制度 。这种不均首先表现为政府拿大头，民众拿小头;在民众内部，不同群体也按照其距离权力的远近而各有等差，这一制度长期以来都在抑制权利最为弱势的群体的收入增长。
这样，权力就导致不同群体在经济过程中的权利不平等。很多经济学家认同这一观察。
张五常教授惊喜地发现，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源于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身处竞争中的地方政府成了公司。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更糟糕的是，政府公司化、官员商人化的结果将是整个社会成员普遍地唯利是图。应当承认，官员求利，部分地是为公家，也即官员通过经济增长表现，给上级展示良好的政绩。
如果人人都把物质利益当成人生最高价值，那么所有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的状态满意。但是，政府终究是政府，官员终究是官员：官员们手里掌握着权力。
比如，政府不断地进行大规模拆迁，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房价迅速上涨，所有民众都被卷入畸形的房地产市场中。对这种收入分配扭曲机制，古代圣贤已分析得十分透彻。
但是，正常情况下，物质利益只是人生诸多价值中的一个。但起码，政府、官员们不必天天把经济增长、GDP、税收等等挂在嘴边，民众至少不会被淹没在利字之中，而迷失人性。
